雪芬立志改革越剧编演新戏

　　随着交往的增多，我对袁雪芬有了更多的了解。袁雪芬虽然已是名演员，但生活极其朴素，平日里从不施脂粉，梳一条大辫子，穿一件蓝士林布旗袍，看上去像个乡下姑娘。她还长年吃素，我起初以为她信佛，后来才知道是为了拒绝应酬。宁绍籍钱庄帮的人都很迷信，认为吃长素的女人不吉利，会冲了财气。吃长素是消极的办法，但为了保护自己，她只能这样。听说袁雪芬的父亲是乡村教师，为人正直清高，教育袁雪芬要自重自爱，不求成名但望成人。父亲收入微薄，为贴补家用，袁雪芬11岁就到戏班学戏，到嵊县、诸暨、绍兴、宁波、上海等地演出，历尽艰辛，还要受地痞和戏霸的欺凌。她厌恶这样的环境，但因父亲病重，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她身上，无法离开。

　　后来，袁雪芬在上海成为越剧名角，此时父亲已经病故，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妹妹，经济负担减轻了。她想实现改革越剧的梦想，便脱离原来的戏班，组成雪声剧团。她向老板提出要聘请编剧、导演等人员，演出有意义的新戏。老板当然不愿意增加这些开支，怕演新戏不卖座。袁雪芬就提出她可以少拿包银，只拿一半，用另一半的钱聘请编导人员。她还提出不拜客，不唱堂会，不许闲杂人员进出后台，老板不能干预演出剧目等。老板考虑到袁雪芬这块牌子的卖座率高，也只能同意了。改革后的越剧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有上千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日夜两场场场满座，过道上还要加座。袁雪芬是主演，非常辛苦，为了经常更换剧目，夜场下来还要排练新戏，有时通宵达旦。

　　

 

　　

 

　　1948年，袁雪芬主演的影片《祥林嫂》剧照

　　安排许广平和袁雪芬会面洽谈

　　我不懂戏剧，对他们的演出并不过问。那天去后台，刚好编剧南薇和袁雪芬在商讨剧本，说要把鲁迅先生的小说改编成越剧上演。我听到鲁迅的名字就插了一句：“你们想改编鲁迅的小说，最好要征得许广平的同意。”他们不知道许广平是谁。我告诉他们，许广平是鲁迅夫人。他们感到犯难了，不认识怎么办?我对袁雪芬说，我和许广平很熟，我去和她说说。

　　我和许广平相识，缘于上海妇女联谊会。“妇联”为了宣传扩大影响，想出个会刊，因为没有经费，由许广平出面联系了《时事新报》《联合晚报》的两个副刊。“妇联”党组安排我去负责两个副刊的工作，这样我就和许广平相识了。许先生约我在她家和《时事新报》的主编马季良(唐纳)见面。我第一次走进许先生在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路淮海坊)64号的家，只见她住在二楼一间朝南的大房间，家具摆设简单，一张大床放在中间，把房间分隔为前后两半。我先到，随后马季良先生也来了。因此前已有学生和工人团体的副刊，刊名分别为《学生生活》《工人生活》，故我们的刊名定为《妇女生活》，占《时事新报》半个版面，一星期出一期。《联合晚报》是许先生写了条子，我直接到报社找主编冯宾符，商定副刊名为《妇讯》，半个版面，也是周刊。冯主编要许先生写一篇创刊词，许先生以笔名“景宋”写了创刊词。因副刊的事，我经常去许先生家走动。她是名人，但没有名人的架子，待人亲切平和，我在她家不感到拘束。有时她家来了客人，我在前半间看书或写东西，他们在后半间谈话，互不回避。有时我去她家时，她刚好要外出参加活动，就带上我一起去。有一次，和许先生在女青年会小会议室开座谈会，邓颖超大姐刚好也来这里，就过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冯玉祥出国访问，许先生以个人名义在女青年会小会议室为冯玉祥夫妇开欢送会，也邀请我参加。

　　我把袁雪芬要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成越剧的事告诉了许广平。许先生开始很惊讶，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看鲁迅的书都要受到迫害，没有哪个剧团改编过鲁迅的小说，一个演地方戏的剧团却要把鲁迅的小说搬上舞台，有点不可思议。许先生是广东人，从来没有看过越剧，更不知道袁雪芬是何人。我就把袁雪芬改革越剧的设想给许先生作了详细介绍。许先生对此很感兴趣，想见见袁雪芬，当面谈一谈。于是我就为她们约好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不久，越剧《祥林嫂》就在上海诞生了!

　　

 

　　1946年，袁雪芬参加记者招待会后留影。前排左起：安娥、袁雪芬、许广平;后排左起：洪深、田汉、郭沫若、严独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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