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末年起，戏曲演出逐渐走上了商业化演出的道路。以前的戏曲演员大多属于“家班”或王府，他们的观众是有限的，其经济待遇不带商业色彩。后来营业性的茶园出现了，这种“茶园”，内设戏台，实际上已演变成了演戏的场所。茶客可以边喝茶、吃东西，边看演出。茶客来到茶园，虽是冲着看戏来的，但茶园却只收茶资，不卖戏价。这种做法直接影响到了演员的经济收入，所以那时的演员不仅社会地位低下，而且经济上也十分困窘。

　　民国后，随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来只收茶资的茶园，变成了以看戏为主，饮茶为辅的戏园了，也开始收看戏的钱了。1913年上海戏票每张最低的是三角，也有五角、八角、一元的，最贵的一元二角。1919年左右，北京戏票每张从大洋四五角至二元不等，楼上包厢一间，从三四元、七八元至十元左右，至多的要十四五元至二十元左右。20年代梅兰芳、王凤卿、陈德霖等名角在北京演《上元夫人》时，楼下前排是大洋二元，后排是一元二角，头级六座包厢是大洋十八元。1935年左右，杨小楼挂头牌演出的戏票为大洋一元，若是新剧目则加价二角。

　　当时，演员的收入大致分为“包银”和“戏份”两种方式。民国以前，北京的演员，都是只挣“包银”。每年的4月18日，是各班改组的日子。各戏班辞旧角、约新角，以及每个演员所挣包银的增减等等，都在这一天说定。“包银”是按合同期限(半年、三个月或一个月不等)付予演员酬劳。每份合同酬劳又视演员戏份的多少，演技的高低，叫座的程度而定，主要演员的酬劳由每月包银三千二百元，梅兰芳每月包银一千八百元。

　　据芙蓉草自述，他1916年在上海演戏时，刚刚出道，包银为每月七百元，1923年他到哈尔滨演戏，包银已达一千元。演员除了包银外，每天演戏，还另有车钱，最多的拿四十八吊，少的三十六吊，最少的为四吊。演员拿了包银后，上座的好坏，班主的赚赔便都和他们无关了。

　　“戏份”，则以每日演毕分付酬劳。演员拿戏份，是由杨月楼开始的。杨月楼当时非常红，很能叫座，他认为自己拿包银不合算，便提出分成。由此以后，北京多年的包银制被打破了。后来拿包银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不拿包银可以自由行动，名角更是可以多挣钱。1919年前后，头等角每日可收入大洋十几元至七八十元，最高可至三五百元。二等角以下者，每日可得二三元至三四十元不等。

　　戏票卖的越贵，演员的收入也就越多。一些红角往往会要求提高票价，以增加自己的收入。而梅兰芳与此不同，他每次和老板谈判，都是要求降低票价，这样可使更多的普通观众来看戏，梅的品格可见一斑。此外，领班有时会有“加钱”的约定，即按每卖座一人，为演剧者加价若干，依演剧者之水平，角色轻重，可从铜元三枚至大洋一二角不定。至于专职龙套一类角色者，每日亦可得大洋七八角至一元余。

　　以前演员只准在一个班社演出，班社中的配角、跑龙套的，由于演出的数量少，戏份轻，经济上与主角收入相差甚远，难以维持温饱。民国以后，剧界废除了演员只可搭一班社演剧旧章，这样二三流演员，可以同时到另一班社演剧，有的演员，为了多得收入，甚至一日搭三班演剧。这样，二三流演员的经济收入亦相应增多。

　　就当时京剧演员收入情况来看，虽然因演剧者水平不等，劳动量大小不一，所得酬劳由较大悬殊，然后就京剧艺人的总收入而言，比往昔大为增加。京剧演员经济收入的提高，使其社会地位也相应得到了提高，有些名演员的经济收入是一般群众难以望其项背的。清末著名花旦杨小朵以善理财著称，他大量购置房产，北京百顺胡同一带的房屋，半数都是他的，当时曾有梨园第一富豪之称。上海京剧演员毛韵珂(艺名七盏灯)，是民初上海的红角。他是南方演员中第一个有自备轿车的人。民国三年，他还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嵩山路口，买下一块地皮，大兴土木，建造一所花园洋房住宅。可以说他是最早的一位阔绰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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