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新暗恋桃花源》在话剧原作《暗恋桃花源》基础上，将剧中“桃花源”部分用越剧呈现，这种艺术实践提示了戏剧舞台创作的多种可能性。是“创新”还是狗尾续貂？是越剧的出路还是越剧的无奈？一个有文化内涵的作品，怎样引入娱乐的概念，又怎样从娱乐的层面往回找补气质和品位？导演中心制对戏曲创作是利还是弊？在《艺术评论》杂志社前些日子召开的“越剧《新暗恋桃花源》舞台探索研讨会”上，来自文化、艺术、文学多个层面的学者围绕这部从话剧“嫁接”来的越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不是说这些争论有多少学术建树，只缘争论之风比较难得。无争论就无思考，无思考就无价值。无价值，何必还要研讨？徒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而已。这个逻辑不难理解，但现实往往不讲逻辑。给一部新创作的作品讲好话，找意义，寻求合理性，开会时好话说尽，会议结束作品也刀枪入库，正成为时下诸多研讨会的常态。在研讨会的声音圈子化、形式过场化的非正常发展态势下，研讨会的名目和数量尽管很多，研讨会的价值和分量却越来越被轻视。

研讨是文艺生产过程检视和修正的重要技术环节。在感性居多的创作喷发中，代表理性的研讨是拨乱之手。回溯既往，在我国当代文艺生产中，研讨的质量与文艺的繁荣须臾不可分，也由此培养和生成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评论家。

可惜，近年来，尽管经济条件好转，会场越来越豪华，会后宴席越来越上档次，研讨会本身却失去由衷的判断，越来越寡淡无味。判断和批判是研讨的手段和特征，研讨会一旦远离事实判断和价值臧否，文艺批评严重缺席，发言只会打酱油，甚至于打糨糊，研讨会的理性力量不复存在，嗷嗷待哺的文艺创作也失去智力给养。

研讨会变成“应景会”，主办会议者假研讨之名，粉饰颜面，草草作结。研讨会开成“好话会”，是主办者的诉求出了问题。开研讨会，目的不是研究和判断，以求修改和提高，而是为了给上级主管、主创者或者投资者一个宣传方面的“交代”。这些都是研讨会变质的客观“生态”。

臧否到位，要有视野，有立意，还要有勇气，能够排解人情和金钱的干扰。许多研讨会之所以“好话一箩筐”，不是视野不宽，立意不高，而是与会者排干扰的能力差。人情是最多的困扰。人非草本，活在这世上，自然有哥们朋友七大姑八大姨，林林总总的“关系”面前，既然不能打耳光、驳面子，只能说好话、捧场子、撑台面了。学术的良心只有暂且搁置。资本是人情之外最大的困扰。今天的研讨会大多由被研讨者出面张罗。吃了人家的饭，拿了人家的车马费，再出口批评人家，似乎有点不近情理。于是，大家心照不宣，只能做表扬文章，或者小骂大帮忙。凡此种种，研讨会的学术建树自然不多。偶或有人不惮各种干扰，在研讨会上发表了真知灼见，也在事后见诸媒体的报道中，“被好评”，“被肯定”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就我所知，即便主办方和主创者满怀期待，希望听到真知灼见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时，研讨会上依然充满着套话、大话、废话甚至谎话。因为那些“职业”参会者长期以来已经被惰性惯坏，赖研讨经济为生，一天跑两三个研讨会，根本没有时间看戏、看剧和看书，对研讨对象基本不作了解，所发之言基本避重就轻，不作文本探讨，偶或发点议论，也一定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宏大表述和真实的废话。提意见，谈看法，哪怕是错误的创见也比没有观点的赞美值得鼓励，这是创作研讨题中应有之义。只可怜那些创作者，认认真真创作出来的作品根本就没有人认真地看，更不要说被看懂，获得指点和启发。

有人会说不必对学者太苛求，专家学者也是人，也要生存，何况形式主义是普遍作风，并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学术是文明社会进步的能量棒，专家学者是真理的守护者，如果专家学者沦为言语滔滔的提线木偶，失去的不是学者这个职业的合法性，而是真理的合法性和进步的可能性。虽不至苛求专家学者都是“吾爱真理”的苏格拉底，但一个社会要破除形式主义顽疾，提倡有价值的创造，突破点只能是专家学者独立真诚的思考和判断。

研讨会应该怎么开，虽不可能有定式，但起码应该认真、较真，需要主办主持研讨会的人开放、开明，有技巧。优秀作品的阐释空间无限大，其多义性和可喻性譬如罗生门，对一部作品作单一性的终结性的评价显然是冒险的。要排除这个危险，研讨会成员结构越是多元化多层化，越能看出门道，看出问题。譬如，讨论艺术创作，要听老中青意见，还一定要听听美学界、哲学界、文学界的意见。他们是外来的和尚，看问题的角度和要求不一样，会有创见，也会有高度。本行业的人不是不行，而是思维和审美有惯性。仅仅局限于本行业本流派熟悉的几张脸，往往会自娱自乐，听不到新鲜的东西，不利于继续提高和创新。

这样看来，要开好研讨会并不难。其一是宁缺毋滥，这是就研讨对象的质量而言，也是就参会者的数量而言，还要就每一发言者日均参会总量而言。其二是开门纳谏，被研讨者虚怀若谷，研讨者知无不言。

做到这两点的关键是被研讨者有听真话的勇气。被研讨者的勇气有了，渐渐地，学者的勇气也会释放，通过学术研讨提高文艺创作水准也就不是虚妄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