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本土传统戏剧有着深刻影响。本文以性别批评理论，从母道崇尚和女性表现、圆美意识和环性思维、柔刚学说和性别之间三个方面就老子学说与本土戏剧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中国文化 老子学说 戏曲艺术 性别研究         中华文化史上，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不但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互补式地构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主干，并且对中华传统戏剧以深远影响。
    对此影响，除了纯粹艺术学的审视，有必要深入心理原型底层从内在文化气质和哲学精神上加以把握。
    本文拟从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切入，对老子学说与本土传统戏剧也就是戏曲的关系加以探讨，以供读者窥豹。
一
    从文化人类学或者性别文化学角度看，较之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具有某种未必不强烈的雌柔化色彩，其直接和间接地辐射到我们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先秦道学和后世戏曲中十分鲜明地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本土语境使然，戏曲艺术爱写女性，道家文化张扬母道，二者都有很深的女性关怀情结。
    戏剧艺术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结晶体。名列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形态之一、被誉为东方古典艺术“安琪儿”的中华戏曲，自诞生起就跟性别问题、两性主题密切相关。戏曲从发生到发展，从本体到文本，从创作到接受，以及叙事母题、形象塑造、话语模式等等，莫不有性别文化内容淀积其中，也莫不应以性别视角去透视之、解读之。尽管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母系、女权老早就”历史性败北”于父系、男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但在古老的东方，在悠悠华夏文化史上，”戏曲多写女角”、”戏曲无女角不好看”、”戏曲是擅长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之说自古就为人们熟知。考诸诗、文、书、画、曲，不难发现，从中华文化土壤上孕育的诸门艺术当中，跟”次性”或”第二性”缘分忒深、同女性文化纠葛尤紧密者莫过于这红氍毹上”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戏曲代女性抒发群体心声，女性为戏曲舞台上审美亮色，二者间始终保持着血肉相连的”互文”(intertext)关系。可以说，女性关怀是戏曲这东方艺术与身俱来又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以女角为舞台审美中心，关注女性命运，重视女角塑造，成为东方戏曲的一个优良传统。以悲剧为例，西方传统戏剧观高度看重男主角之于悲剧的作用，认为”悲剧不同于喜剧的地方，在于悲剧往往可以全是男性的”，即”一切伟大悲剧的主要人物都只能是一个男人”。纵目欧洲古典悲剧，其主角大多定格在男性身上，他们或为天神或为国王或为英雄，高高在上雄视世间，是强者的象征，力量的化身。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阿伽门农》、《哈姆雷特》、《麦克佩斯》、《奥塞罗》、《李尔王》这一出出剧名，足以昭示孔武有力的男性主角之于西方悲剧是何等重要。尽管西方古典悲剧亦非全然拒绝女性主角，有的剧作家还以擅长表现女性著称(如欧里庇得斯18部传世剧作中就有三分之二是以女性为主人公)，但总体上看，悲剧人物男性化仍是其主流，女主角所占比例远不及前者。相反，中国古典悲剧的主角则绝大多数是女性，《菽园杂记》作者、明人陆容即谓南戏是”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今人编辑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收入学界公认的戏曲悲剧的代表之作中，便有7部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她们是《窦娥冤》里的窦娥、《汉宫秋》里的昭君、《琵琶记》里的赵五娘、《娇红记》里的王娇娘、《长生殿》里的杨玉环、《桃花扇》里的李香君和《雷峰塔》里的白素贞。尽管这些女子的社会地位、性格特征以及命运轨迹各不相同，但在剧作家笔下，皆是作为被男权政治、陈腐礼教、黑暗势力所损害的对象来加以表现和塑造的，其中融入了作者同情女性并为之仗义执言的思想感情。在戏曲领域，这种女角为主的现象又何止体现在悲剧中，翻开《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再检视古今剧作，西施、无盐、卓文君、花木兰、黄崇嘏、崔莺莺、赵盼儿、李千金、陈妙常、王瑞兰、杜丽娘、李亚仙、张倩女、罗梅英、桃佛奴、叶蓁儿、张海棠、刘藐姑、祝英台、盖丽君、樊梨花、穆桂英、梁红玉、秦良玉、谭记儿、红拂女、红线女、赵艳容、陶三春、杜十娘、李慧娘、敫桂英、秦香莲、钱玉莲、李三娘乃至燕燕、红娘、青儿等排出长长一列，她们以各自有声有色的故事丰富着戏曲人物画廊，迄今仍常演常新地亮相在京剧以及各地方戏舞台上。在中国，尽管戏曲成熟于男性中心话语极度膨胀的封建社会后期，但反观历史，从表露平民意识的宋元杂剧到倾吐浪漫情怀的明清传奇再到富于启蒙色彩的近现代剧作，都毋庸置疑地表明一个事实：女性的人性觉醒、女性的人生价值为一代又一代具良知的剧作家所深切关注，他们满怀同情并倾注极大热情去描写她们的命运表现她们的苦痛赞扬她们的品质歌颂她们的抗争，从而在红氍毹上演绎出一幕幕动人的女性故事，塑造出一个个亮丽的女性形象。倘若删去这女性人物群像，一部东方戏曲文学史就得从头改写而面目异样。
    我曾专文论述戏曲史上的女权呐喊和母亲崇拜问题，若循着史迹往前追溯，中华文化史上自觉崇尚和张扬母道并将此提升到哲学高度的不能不首推先秦道家。”儒道互补”，古人向有此说。从性别文化学角度看，虽然儒、道两家都讲阴阳调和，但彼此立论相去又远。一般说来，取法乎周的儒家思想更多代表着父权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观念，其对女性的贬低和排斥从孔孟的”小人论”以及后儒发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鲜明可见。儒门至圣孔子便是父权本位的”菲勒斯中心”(hallocentrism)社会的维护者；他讲阴阳和谐是有前提的，那就是阳尊阴卑、男主女从，在此前提下，女性终归不过是附属于男子的”第二性”。汉代以后被官方奉为主流话语的儒家伦理虽然也讲孝母尊母，但其本意主要是在维护男性为主的父系家庭的等级制，防止犯上作乱。
    与此鲜明对照，有着楚文化基因的道家对阴阳和谐理论的阐发更注重阴柔，大力赞美张扬虚静柔韧的女性特质，尊崇母性为世间万物产生的根本，此所谓“贵柔守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老子》”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与后世贵男贱女者迥别”；今天更有人将老子学说指认为”女性哲学”的，说他大量吸收女性智慧，对女性的处世经验加以概括和发挥，将其作为基本命题融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中。的确，老子学说中藏留着许多原始文化密码，有太浓太浓的阴柔化色彩，凝结着太强太强的母权意识。作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创者，老子主要探讨的是宇宙生成论、世界观以及人生观这些哲学基本问题，似乎并未正面谈论过男女地位和与之相关的话题，但是，通读五千言《老子》，你会发现，书中从头至尾被作者借以说道论德的喻体和象征体，都跟母性崇拜和女性文化息息相关。”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其作为宇宙之原始、万物之本根，曾被他喻称为”天下母”、”天地母”；不仅如此，为了将”道”创生天地万物的功能更形象地揭示出来，他干脆把“道”直接具象化为”玄牝”(女性生殖器)这生命崇拜意象，所谓”谷神不死，天地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6章)这，恰恰植根于人类社会最古老原始的母性生殖崇拜事实。原始时期，蒙昧未开的初民曾”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女性(母亲)被全社会普遍尊奉为氏族的始祖，她们是人类生殖崇拜史上的最早对象也是当时条件下的唯一对象。对此消失在今人记忆里却保存在出土的远古文物以及孑遗在若干土著民族中的事实，人类学研究已再三指证。归根结底，”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道家哲学的这一命题，即是上古社会极具权威性和统摄力的女性独体生殖’这原始生殖文化观念在后世的折射。母亲虽然是女性(阴)，但她既能生儿(阳)又能生女(阴)；这才是老子学说一生二’的正解。”此外，众所周知，道家在后世逐步世俗化、民间化而发展出道教，其仍然保持着相当浓厚的阴柔气质并通过道教神仙谱系体现出来。事实上，道家和道教深受历代中国女性青睐，因而有不少女信徒被吸引而投其门下。按照道教教义，得道的女性亦可升天成为长生不老的女仙，较之视”女子”与”小人”同类的儒门，这的确是相当开明的。东晋葛洪《神仙传》中，便载录太玄女、西河少女、东陵圣母等6位女仙的传说。唐末五代杜光庭编《墉城集仙录》，则收入30多位女仙，包括女娲、西王母、尧帝之女舜帝之妻娥皇和女英、偷食长生不老药后飞升月宫的嫦娥、《楚辞》中的巫山神女等。还有南方人膜拜的妈祖女神、北方人供奉的碧霞元君，都是宋代以后在道教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女性神祗。及至清朝王建章撰《历代仙史》，纳入道教仙谱的已多达146位女神仙了，堪称济济一堂。这一现象，在同儒门和佛教的对比中尤见显豁，为后世道学研究者所不可忽视。总之，以老子为首的张扬母道的道家文化哲学，连同其所创造的诸多命题和术语，对整个中国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而”大器晚成”的中华戏曲好写女性的文化取向，无疑是这种远古意识的历史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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