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渔杀家》

奚啸伯 饰 萧恩，侯玉兰 饰 萧桂英

    为写“奚啸伯往事”一文做资料准备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这个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名伶，在公开场合居然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我托在石家庄工作的朋友去查阅相关材料，得到的回答是——1957年河北省所有的报纸没有一篇关于奚啸伯鸣放期间的言论的报道，也没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问他的弟子、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奚啸伯在1957年夏季没有反党言论。这岂不怪了？
    不过，他还与我的父(章伯钧)母(李健生)有过一面之缘。

    “留学生”

    奚啸伯是以书香子弟而从事京剧的，后进入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之列，艺术上可与马、谭一争短长。
    他是满族正白旗人，出身清廷官宦世家，祖父曾入阁。辛亥革命后，家道中落，到了父亲这一代已靠卖房产度日了。奚啸伯自幼聪颖好学，7岁入私塾，9岁入崇实小学。在6岁的时候看过一次堂会戏，从那一刻起，他爱上了京剧。哪家有堂会，他就想办法去看。为什么爱京剧，当时就说不上来。即使到了成名以后，他还是说不明白。
    从8岁起，奚啸伯就跟着留声机唱片学。那年月，北京又管留声机叫话匣子。他从亲戚家弄到一架破留声机和一些唱片。其中有谭鑫培的《卖马》、《战太平》、《四郎探母》等。天天跟着唱片学，没多久，所有唱片里的唱段他全会了，而且是各派的东西都有。因为是从留声机学得的老生，所以后来有人戏称他为“留学生”。
    11岁的时候，他一再向父亲请求容许他入科班学戏。不久，父亲去世，唱戏的事情被搁置。后恳请于母，母亲亦不允。赶到12岁那年，他在亲戚家的聚会中清唱了《斩黄袍》里的一段，被座中大名鼎鼎的言菊朋赏识。此后，他每日到言家学艺，这样，独树一帜、独成一家的言菊朋就成为他的开蒙老师。
    14岁时，因为嗓子倒仓，便又去念书，进的是一所教会中学。他喜欢国文课，每一篇课文，不管老师要求与否，他都背诵下来。他也喜欢历史课，能记住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他还喜欢英文，读得很不错呢！当时就能与英语老师作一般的对话了。数理化是奚啸伯最不爱上的课了，老师在黑板上写公式，他就在下面念叨：“我主爷攻打葭萌关……”
    16岁那年，他的嗓子又回来了，便放弃学业，正式从艺。他一度在张学良海陆空行营总务处当一名上士录事，终日抄写公文赖以糊口，也练就一笔好小楷。到了晚上，便去与友人切磋京剧，偶尔也粉墨登场。20岁那年，以票友下海。正式唱的第一出戏是《捉放曹》，在堂会上唱的。
    以后的几年，是最辛苦的日子。他家住北京安定门二条，每日清晨，到安定门外护城河边喊嗓子，边走边喊。冬天，赶上下大雪，就带上一把条帚。出了城就边扫边走，边走边喊，一直走出13个城门垛子。然后，再扫着雪往回走。如此，5年如一日。
    后来，奚啸伯红了，挂了头牌。在北京就流传起来一个说法：“奚啸伯能不红吗？安定门外往东第13个城门垛子的一块砖，都被他喊得凹进去一块。”由此说明，他用功极苦。
    他曾经跟一位姓吕的先生学戏。因家道窘困，只好徒步往返。来回30里，一天一趟。去时15里熟(戏)词，归时15里熟(戏)腔，从未间断。因为没钱在外面饭铺吃饭，到了午饭时间，他只得从吕家出来，自己找个僻静的地方啃凉窝头。
    后来，他还拜了著名的文武老生李洪春为师，学了几十出戏。李洪春后来感慨地说：“奚啸伯不像别的学生，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他爱刨根问底，问这个人物的出身、经历、脾气，什么他都想知道。即使成了名，也没有停止过学习琢磨京剧。他成为奚派，可不是靠领导，靠关系，完全凭自己的本事。”
    在艺术上奚啸伯常想着自己的短处，曾对朋友说：“我是票友出身，基本功差，个子矮，扮相穷(即苦相)，这样自己就有了努力的目标。”是的，他能成为“四大须生”之一，着实来之不易：一没有马连良的天赋，二没有谭富英的好嗓子和深厚背景，也不像杨宝森既是梨园子弟、又有哥哥杨宝忠的胡琴保驾。他完全靠自己那股子把“城墙的砖头喊凹进去”的劲头和苦心。

    给挂二牌

    那时“四大名旦”最红，不管什么演员，只要搭上了他们的戏班，尤其是搭上的戏班，就如登龙门了。机会终于在他26岁那年，来了。
    最爱他的儿子小九(梅葆玖)。有一次，葆玖染上了伤寒重症，高烧不退。请来的名医都束手无策。病情危急之际，与梅关系密切的银行家冯耿光(中国银行总裁)，举荐天津的中医郭眉臣去试诊，以冀万一。不料想这位郭大夫的两服汤药下去，孩子居然退烧，就此挽回一条小命。事后，梅氏对郭眉臣之于其子“恩同再造”，万分感激。郭大夫的亲外甥就是已经下海唱戏的奚啸伯。郭老先生趁此机会向梅老板举荐，而梅其时正缺当家老生。拿当时的奚啸伯比以前几个合作的老生，多少还是有些差距的。这事，在梅只是答谢之意；在奚则是从此得“傍”一代名优，身价陡增。梅氏用奚搭配时间颇长，直到他“留须谢客”。
    奚啸伯给挂二牌，用功又用心。凡是在需要表演的地方，必充分提供空间。在生、旦唱对口时，奚啸伯都把自己的尺寸把握好，使在接唱的时候，十分合适。所以，对他一直都十分满意，愿意与他合演。应该说，演员挂二牌也是很难的，难就难在必须揣度和满足头牌的需要，惟如此，方能合作长久。

    儒伶

    社会上不少人称他为“儒伶”，一些朋友还误传他是大学毕业生。虽说奚啸伯读到中学便辍学，可他一生从未放松过学习。常年在外，总把厚厚的一部《辞源》以及其他文史类书籍带在身边。书法也是陪伴他一生的乐事。
    他爱交朋友。每到一处，都要结识一些新朋友，而且还从梨园行扩展到文化界、学术界，和许多教授、学者、画家、医生往来。他认为这样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为了演好《屈原》，他向文怀沙先生请教。演《宋江》，他和历史学家张守常一起聊《水浒》。排演《范进中举》，他不知把一本《儒林外史》翻阅了多少遍，而且倾听精通京剧的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的高见。唱《空城计》，奚啸伯扮演的孔明有很浓的书卷气。为了使墙头抚琴的动作更真实，他向古琴演奏家求教指法。
    他在书法上下过很大功夫。早年临过《灵飞经》，又练习赵体。奚啸伯和朋友通信，也多用毛笔书写。人们都说读奚啸伯的信是享受。字迹端庄，文辞典雅。晚年，又学郑板桥的书法，而他的表演艺术也更加走向深沉含蓄，精纤雅洁。特别是他的演唱风格醇厚而柔婉，有如洞箫之美。这与他的人生际遇相关，也与他的文化修养相通。
    有一年，奚啸伯到上海，见到一位金石家为俞振飞治了一方“江南俞五”的图章。篆法与刀刻都是上乘。他看了啧啧称赞，认为不仅刻得好，更有趣的是“江南俞五”的立意。俞振飞笑着说：“这有什么，你不是也可以来个‘燕北奚四’吗？”
    燕北奚四，江南俞五———真是天然一联，名伶印“对”，雅人雅事了。

    戒毒

    和许多名伶一样，他也有吸毒的嗜好。每夜散戏，吃罢夜宵，便开始吸鸦片，一抽就是一整夜。次日清晨6点，孩子去上学，他才宽衣睡觉。为了这“一口”，奚啸伯有时不得不把一些值钱的物件卖掉，或送进当铺。儿子奚延宏说：“他离开大烟，就跟死人一样。”到了1947年前后，奚啸伯已处于手背向下，求借于人的穷途。那时，叶盛兰、李少春等人不断给予周济。雪中送炭之情，令他终生难忘。
    1951—1952年，政府大力宣传戒毒。奚啸伯住在石家庄，行署专员张东屏登门拜访，动员他戒毒。
    奚啸伯说：“我不戒，我走，我不唱了。”
    张东屏说：“不唱可以，走也可以，但大烟不戒不行。禁烟戒毒是政府的法令。”
    经多次谈话，奚啸伯同意戒毒。当然，也是不得不戒。张东屏找来最好的医生给他配药戒毒。谁知他是不抽不能睡，一夜折腾至天明，痛苦异常。不能抽大烟，就抽纸烟。一天晚上，他服完安眠药以后就躺在床上抽烟，抽着抽着就睡着了。深夜，儿子被烟呛醒，才知道是父亲的被褥给烟头点燃了。连忙把他叫醒，又是泼水，又是脚踩，才算把火扑灭。
    3个月后，奚啸伯戒了毒。大家又担心他是否还能开口唱戏，于是，去北京请回他的琴师魏铭先生。一听，不单能唱，且底气也比过去好。
    奚啸伯眉开眼笑，说：“戒烟，救了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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