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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枪炮齐鸣,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军的挑衅和进逼,抗日战争的炮火打响了。由于政府准备不充分,华北地区虽部署有不少中国军队,但仓惶应战,除少数部队的官兵拼命抵抗外,多数一触即溃,拔腿南逃,华北大片国土,包括文化古城北平,很快陷入敌手。
"七七事变"时,程砚秋正在山西太原公演。前十天的演出,每日悲剧、喜剧交替上演,反应极好。演出到第九天,事变消息传来。剧团成员的家小都在北平,北平周围炮火连天,大家怎么不心急如焚?戏无法唱下去了,立时辍演,同仁们也包括程砚秋都归心似箭。由于战争,平汉铁路已断,火车不通,程砚秋等被困在了山西,经朋友帮忙,弄到汽车,他们乘汽车去大同,再换平绥路火车,走走停停,才辗转回到北平。
《荒山泪》和《春闺梦》是京剧大师程砚秋的代表作。一上演就震动了保守、沉闷的北平剧坛,犹如划天而过的彗星,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程派艺术因此更上一层楼,程艳秋的声名更盛了。他的观众层面也随之扩大,关心国家兴亡、人民疾苦的爱国正直人士和知识分子,从程剧中得到共鸣。
程砚秋滞留山西的消息,传到延安,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早年看过程不少戏,对他的艺术和为人十分钦敬,闻此曾派人去山西,打算先把程等暂时接到延安再做安顿。人到山西,程砚秋已乘汽车北上了。如果当时程砚秋真被接到延安住上一段日子,直接接触了共产党,那也许他的后半生历史将是另一种样子。
程砚秋辗转回到北平,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座被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毫无生气的死城。不少商店上着门板,街上路静人稀,日本兵把守着各城门检查行人,就像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中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日本兵的刺刀、皮靴,深深地刺伤了程砚秋的心。
故都沦陷,人心不安,很多剧团难于演出;就是演出,观众也寥寥无几。亡国奴的威胁,使人们惴惴不安,哪有心肠去看戏?靠吃"开口饭"的戏曲艺人,生活上陷入了危机。
日本军侵占北平后,急于粉饰太平装点门面,恢复"歌舞升平"的局面,遂找梨园公会,胁迫他们组织京剧名角联合唱义务戏,名义是"支援皇军,捐献飞机"。
北京(日军侵占后又复此名)夙有唱合作义务戏的传统。一定时期就有以"赈灾","救济贫困"等名义的义务戏,很多名角各呈佳剧荟萃一堂的大合作,往往轰动九城,名宦巨贾各界士媛争相观看,票价再高也在所不惜。因为义务戏实在是难得的一次集中欣赏京剧最佳表演之良机。所以,北京一有大义务戏,就成了各报章的重要新闻,采访特写,渲染夸张,爱好京剧的古城观众,即使看不上戏,也争相阅读报道,谈论时眉飞色舞、乐此不疲。
日本人和一些依附日本人的民族败类,看中了北京人的心理,想用办大义务戏的方法,繁荣市面稳定人心。还有,"捐献飞机",那唱戏的和听戏的岂不都是"效忠皇军"的良善子民?!
当时梅兰芳早已南迁不在北京,杨小楼以年老多病为托词,日本人一进城就谢绝舞台,于1938年阴历正月十五病故;在旦角中,以程砚秋声名最盛,所以这场义务戏一定要让程砚秋出台。
在高压下,许多京剧名演员对这场义务戏不敢不唱,硬着头皮答应。梨园公会的找程砚秋商量,却碰了个大钉子。
这天,程砚秋正在什锦花园家中闷坐。"秋声社"的经理人吴富琴、高登甲陪着梨园公会的人来拜望程砚秋。梨园公会是京剧伶人自己的组织,办事人也是同行熟人。双方客气寒暄落座献茶。大家都知道程砚秋一向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性格,可事情又不能不和盘托出,于是来人嗫嚅地说:"四爷,您看有这么件事,还得请您帮忙……"
一向彬彬有礼的程砚秋,未等对方把话说完,腾地站了起来:"什么?给日本人唱义务戏?我不唱!"来人婉转陈词,希望他能圆这个场,体谅同业的难处。程砚秋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唱,谁就唱,我管不了。"来人再次劝说,表示大家很怕日本当局,以程在京剧界的地位,若坚决不唱,"对您,对京剧恐怕都不利。"程砚秋气得涨红了脸,愤愤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连累大家。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是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不妨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的麻烦,我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一番话掷地有声,大义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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