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戏曲风尚

 
  “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这副来自晋西的旧戏台楹联,可以说集中反映了山西人民对戏剧的强烈爱好。这种爱好,源远流长,已经形成一种代代相因的传统风尚了。早在北宋年间,当北宋王朝的国都汴京的演出场所还被称作“勾栏”、“瓦舍”、“乐棚”的时俟,山西早已有了固定的砖木建筑、被称作“舞亭”、“舞楼”、“乐楼”的正式戏台了。宋、金、元、明、清以来,山西戏台屡有所建,虽然年深月久,几经沧桑,现在的古戏台仍在百座以上。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山西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民间唱戏之风日盛。《朔州志》记载清朝雍正年间,朔州有个知府叫汪嗣圣的,颁布了一个《禁夜戏令》,企图改变这种风尚。这个禁令说:“朔、武风俗,夜以继日,惟戏是耽……而愚夫愚妇方且杂沓于稠人广众之中,倾耳注目,喜谈乐道,僧俗不分,男女混淆。风俗不正,端由于此。”结果怎么样呢?官方的禁令虽然堂而皇之,民间的“愚夫愚妇”“倾耳注目,喜谈乐道”乃至“夜以继日”的盛况依然如故。到了乾隆年间,定襄县有个叫樊先瀛的举人给皇帝上了一个《保泰条目疏》(见《定襄补志》),急于借助皇帝的力量来“裁演剧,。止夜唱,戒淫戏”。他列举的“淫戏”种类,不仅有戏曲,还包括舞拳棍、弄刀枪等卖艺活动,女筋斗、上刀山、跑刀、缘绳、弄猴、耍熊等“异方杂戏”,以及打花鼓、凤秧歌、霸王鞭、莲花落等,这正好从反面说明:民间百戏,在清代的山西农村是多么兴盛!这位举人还在奏疏中对演戏提出了具体的限制:“大村每岁戏止一台,中树则二年一台,小村则三年一台。每台戏止三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的农村村村有戏台,一年唱数台,一台连唱许多天的景象是确有其事的。定襄县如此,山西广大农村也是这样。

  旧社会各村镇都有大小不同的村社组织,有些大村社下还有个社。这种村社与行政管理无关,是一种自发的娱乐组织。他们各有自己一套传统节目,象百戏技艺、吹弹歌舞、民间小戏等等,种类繁多。至于唱大戏(即梆子戏),那更是人心所向,必不可少的了。除职业班社外,不少村社还有自己的“什好班”、“自乐班”等等。存心要看戏,要唱戏,自然能找到各种机会。逢年过节当然要唱戏,迎神赛社也要唱戏,宗祠祭祖要唱戏,天旱祈雨也要唱戏,消灾免病、晚年得子等等还要唱“还愿”戏。死了人办丧事,自然不便唱戏了,但也要带吹鼓手“吹”戏。有条件的人家,还在死者的墓室壁上“画”戏。戏至能唱能吹而能画,既娱人又娱鬼还娱神,真是入神入化、天神人鬼共有之了。

  清朝中叶,中国戏曲开始了“花部”(即梆子戏)和“雅部”(即昆曲)之争,山西民间赛戏之风也日趋炙热。大村镇往往同时邀两个戏班演出,叫做唱“对台戏”,还有同时邀请三个戏班的,以至出现了“连二舞台”、“连三舞台”、“品字舞台”之类的戏台布局。赛戏的时候,如果其中一班唱“红”了,村社就给他们送猪送羊,以示犒赏。如果某个青年演员唱“红”了,群众就会当场给他鸣炮奏乐、披红挂彩,这叫做“挂红”。并根据他们的年龄或演出的地点送一个光彩的艺名,比如叫“十三红”(十三岁挂的红)、“尧庙红”(在尧庙唱戏挂的红)等等。演员一旦“挂红”,声誉倍增,而观众对他的要求和期望也就更高更大了,这就鞭策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前进。

  山西人民为什么这样喜爱戏曲?为什么驼戏箱的骡子一进村,小商小贩随之而到,男女老幼四方云集呢?这是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的。旧社会,穷乡僻壤,交通闭塞,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戏曲,是他们唯一的文化娱乐,唯一的精神寄托,看戏也成了他们唯一的社交场所。戏台上,唱出了他们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激情,唱出了他们对理想、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山西的四大梆子戏,传统剧目中大多是杨家将、岳家军、公案戏、爱情戏,这是不难理解的。这也说明了山西的地方戏和人民群众保持着休戚相关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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