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曾说，一切事物的趋于完善，都是来自适当的改革。作为全国9个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之一，重庆各大艺术院团的改革正在开始操刀。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推出《关注文化体制改革》系列报道，我们选取了“一个演员”、“一个剧场”、“一个观众”、“一部剧”、“一个院团”这样的视角，试图从某个切片、某个侧面、某个角度来关注重庆各大艺术院团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状况。我们的关注或许只是管中窥豹，但希望借此能引来更广泛、更深入的思考。 　　豁出去了 走，还是不走，怎么走？今年6月前的好长时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孔繁泽———重庆市京剧团的小生演员。 踌躇了很久，他毅然选了一条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路———参加普通高考，再读一回大学。 9月1日，孔繁泽坐在了中国戏曲学院的教室里。虽然，“和那些比我小五六岁的孩子一起上课，觉得挺丢脸的”。他是该校2007年本科录取中年龄最大的4人之一。 两年前的9月，孔繁泽才刚从上海戏剧学院专科毕业，成为重庆市京剧团中的一名正式演员。 “我那时很兴奋。事业单位啊，每个月有固定工资，而且当时进团还要报上级文化局、人事局审批，很是那么回事儿。”和一些没有进入同类性质剧团或自谋生路的同学相比，他觉得幸运，“心里那个舒服呀，挺有安全感的。” 可是现在，那个让他舒服的、有安全感的工作被他义无反顾地辞掉了。 他的本地同事刘洪（化名）不理解：读书是好事，但为什么还学戏呢，出来过后还不是一样？真是不可思议。 生于山东的孔繁泽激动地反问：“不唱戏我干嘛去？我7岁开始学戏，除了唱戏我嘛也干不了！” 刘洪说，那就留在团里，哪点不一样？但孔繁泽已经打定了主意，“再呆下去没有意思，我豁出去了！” 　　不想小生变老生 2005年7月，小生孔繁泽的重庆生活开始了，到京剧团报到、上班、练功、排戏…… 日子按部就班，“觉得还很舒服”。 但是慢慢的，孔繁泽觉得有些不对头。 “演出机会不多，平常就是周末的折子戏专场，有时候下基层演几出戏，然后就是逢年过节有几出大戏。”作为新人的他又几乎都是演一点小角色，“伸伸胳膊腿，走走过场，唱几嗓子，露个脸就下来了。” 这让他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自诩为“在小生行当还是有些能耐”的他，甚至还有些偏颇地认为，“我是新人就更应让我上戏呀。否则团里几十号年轻演员，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 刘洪笑他，“僧多粥少，那是没得办法。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看京剧嘛？又不是梨园时代，有那么多戏给你演。团里100多个人，都要练功、上戏。” 重庆市京剧团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其实，京剧团能拿出来演的剧目还是很多，只是演出场次少，近年来平均一年也就50场左右。他分析道：“我们最日常的演出就是每周日的折子戏专场，10元钱一张票，也就二三十个人来看。你算算能有多少钱，连成本都不够。” “来的人又基本上是上了年纪的，我们演着演着，有些老年人就开始打瞌睡，突然醒了，叫几声好，又继续睡。没有人捧场，我们也没劲。再没有年轻人加入，我都不晓得再隔几年，来看戏的人是不是更少。” “说实话，我们现在的主要演出场地就是团里的排练场。很小，楼层又高。老戏迷要喘着喘着爬4层楼梯，然后在硬质椅子上坐两个小时，要上卫生间还得下楼去。” “就说《大足》，这部精品戏演员的阵容很大，舞美、灯光、唱词都受到各方好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可是由于演出场地、资金等问题，这部戏目前为止还不能长期上演。上演几场，就要闲置很久。” 这些原因，孔繁泽也知道。因为有些情绪，从去年12月到今年6月，他就几乎没有上戏。他在想，这样的生活是否可以改变一下。 其实，就在孔繁泽离开前的一天，他都一直在犹豫———毕竟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大。但作为一个唱小生的，他“实在不想等到只能唱老生的那一天”。 想到钱就晕 作为事业单位的员工，即使没有什么演出，孔繁泽每月也能从单位领取工资。不过，他认为那只能说是“够吃饭的钱”。 “刚刚入团的时候只有几百块，干瘪瘪的，也许还不够在单位对面的大都会买一件好点的衣服。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也就1500左右。”生活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地区的孔繁泽和他的部分同事总是感叹“物价太高，工资太低”。 原京剧团团级领导曾私下向其朋友表示，这就是京剧团的现实。作为市级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京剧团财力有限，不太可能大幅提高职工的待遇，只能通过零星演出或者临街门面的租金给予职工每场几十元不等的演出补助或其他福利。 今年，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改革得以实行，京剧团职工收入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孔繁泽仍然犯嘀咕。 “买房子就不要想了。即使是听说有系统内的经济适用房，我想很多年轻演员也买不起。你想想，一买房子就想到要结婚，结婚就想到要养孩子，然后……我就不敢想了，晕了！” 这样的收入状况并不是京剧团的特例，在同为事业单位的市内其他剧团，记者了解到的青年演员的收入状况也大同小异。 市内某剧团的陈声（化名）是一位调音师，工作之余，他不得不搞起“副业”———在自己家的阳台上装设了一个小型的录音棚，还和朋友办了一个小有规模的演出公司并兼营婚庆业务。他悄悄告诉记者，“我也是没有办法。你说这一大摊子，一天到晚像只兔子东奔西跑，我又何尝不想轻松点？但是那点死工资用起恼火，况且我也没耽误工作，也是凭本事吃饭！” 据记者初步了解，因为各剧团职工本身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在外兼职的情况比较普遍。一位不愿透露单位和姓名的剧团职工对此习以为常。她表示，室内某些剧团在没有演出任务的情况下，一周只报一次到，而且也几乎没有规定不准在外兼职，“当然，有做兼职的也不会大张旗鼓，毕竟是有单位的人。其实大家都很无奈”。 孔繁泽也曾经到两路口附近的一家酒吧兼职跳舞，有过舞蹈基础的他几乎成了驻场演出中的台柱子。但他后来不得不放弃，“酒吧一般营业到深夜，有时候不得不帮忙，加上都是我来编舞和领舞，如果再遇到团里有演出任务，那简直不是人做的事”。 没有兼职收入的他，几乎是“月光族”。2007年7月的一天，已经得到录取消息的孔繁泽，拖着在重庆的全部家当———几只皮箱从菜园坝出发回山东老家，火车上的他还一直在为每年1万元的学费发愁。 　　我们都在观望 孔繁泽的离开，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对此，刘洪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孔繁泽是外地人，又没有结婚生子，走起来没牵没挂。况且他还参加了高考，正儿八经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而其他人如果要走他这条路，能不能过高考这一关就是个问题。 最关键的是，刘洪认为现在京剧团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伴随着一系列的人事变动，下面的演员都在观望之中，“如果改好了，像北京儿艺那样一下子红火了，那贸然离开就不划算了。毕竟现在还有点铁饭碗的感觉。” 而改制的消息则不断撩拨着大家敏感的神经。 今年5月，京剧团传出要改成“企业制”。一听到要变成企业，还没有具体的措施，团内就开始热闹起来。刘洪说，“别的团变成企业搞搞文艺演出，兴许还能活出来。京剧团变成企业了，自负盈亏的话，那些老头老太婆为主体的观众不知道会把我们团养成什么样子。” 要走的孔繁泽倒看得开，“那不一定。捧着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有什么用，原来的梨园不是也有活得很好的？如果京剧团变成企业的话，加大市场的营销和推广，培养年轻观众，打造青年演员，多出精品和名角，背水一战，说不定还可以活得滋润。” 对此，刘洪简直不屑一顾，他认为孔繁泽是“要拍屁股走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他眼中，人才、资金、机制都存在相当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几乎都是先天不足和一时半会难以解决的，“一下子变了，肯定出问题”。 最新的消息是，关于将京剧团改成“企业制”的动议已经搁浅，“红岩联线”将具体着手京剧团的改制工作，而团级领导的调整也已接近尾声。关于下一步如何走，外界似乎并不明朗。 现在，已有业内人士指出，作为一个人数较多、演出种类较为特殊的京剧团，它的改制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具有一定的标杆作用和标本意义。 远在北京的孔繁泽已有了几分超脱。他表示，对于文化体制改革，自己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过。但他始终认为，文艺团体首先要面对的还是市场，只有找到了京剧的市场，京剧团才能活。如果暂时找不到，就要想方法培养。 但是，在记者的采访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悲观。他们认为，这不是京剧团的问题而是传统艺术形式本身的问题，在这个网络化、多元化的时代，京剧要再创辉煌几乎不可能。 初秋的重庆，已渐有寒意，偏居一隅、陷于高楼大厦中的重庆京剧团能突出重围，迎来新的春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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