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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杨兰春自传性作品《我是山沟里走出来的文艺兵》(杨兰春口述,许欣、张夫力执笔,《河南文史资料》2000年1、2期刊载),对杨兰春的人生和戏剧生涯有了较多的了解。
《朝阳沟》是他的代表作,自然说得较多。此剧自1958年诞生至今,已度过42个春秋,久经磨炼,成为现代戏经典,许多名段久唱不衰。这一成功,不是侥幸所得,是艰苦探索、勇于创新的结果。除剧本写作的成功之外,杨兰春和作曲家王基笑等一批戏剧界志士仁人,适应时代和观众新的要求,逐步摸索,妥善处理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使这个戏一搬上舞台就令观众耳目一新,受到热烈欢迎。我有幸观看过《朝阳沟》最初的几场演出,坐在观众席里倾听,初听不像豫剧,细听还是豫剧,是和豫剧各流派不同的新豫剧。观众用一阵阵的掌声认可,支持这一创新。
如自传所说,“我深知目前戏剧掉进深谷之中,已到了写家不愿写、写了无处发、发表了无团演的窘境。”同戏剧相依为命的杨兰春,似同戏剧一起落入深谷,陷入窘境,忧虑不安,企盼戏剧的振兴。这使人想到历史上诸多戏曲剧种盛衰枯荣演变的情景,也想到有的剧种虽奄奄一息,但一出好戏又使其起死回生,这使人心在忧虑中也升起了一道希望的彩虹。一个剧种的盛衰,自然受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主要的还须从剧种自身找原因,要么被无情淘汰,要么在窘境中求得新生,究竟未来命运如何,不是凭良好愿望,不是凭媒体炒作,也不是靠行政手段,而是靠某一剧种自身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若自己不争气,谁也救不了它的命。在这样的时候,读一读这部作品,重温《朝阳沟》的创作经历,是有助于活跃振兴戏曲的思路的。
通读这部作品,处处可感杨兰春和他的合作者们对观众的热爱和尊重。戏曲的命运是掌握在观众之手。他们从不自负、清高;从不埋怨观众不懂艺术,不理解作者的苦心;更不东拼西凑,胡编乱造,卖弄技巧,哗众取宠,去获取廉价喝彩。而是苦心经营,拿出真货色、新货色,使观众喜闻乐见。他们深切感到,观众是识货的,是喜新厌旧的,也是能辨别出真假新旧的。观众不可骗,也骗不了,骗也是艺术家的良心不允许的。
有些往事,总使杨兰春难以忘怀。自传中回忆,在创作《朝阳沟》时,有关领导和部门关心他,支持他,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作者的劳动,有什么要求总是朋友般地通过坦诚交谈来贯彻,即使受到批评,他也心悦诚服;同事们相互理解、尊重、支持,相互取长补短,不搞小动作,更不搞“窝里斗”;评论家热情关注,实事求是地评论,说长道短,不捧不贬,促使作品逐步完善;观众或提出批评建议,或供给生活素材,通过各种方式,实际参与了创作。这样上下左右,一起动手,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和氛围,使得作者心情舒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智,使得作品顺利诞生,健康成长。作者也以痛苦的心情回叙到被打成“右倾”时的情景,挨整时不能工作,即使在平反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仍心有余悸,难以进入创作佳境,使他陷入很长一段创作的苦闷期、低潮期。艺术家对良好创作环境的需要和渴求,他体会得特别深切。自传动情地说,一个好剧本的产生,是有“天时、地利、人和,主客观条件凑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怎能不竭尽全力做好工作呢?”
杨兰春已八十高龄,从事戏剧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作品和艺术经历是丰富的。无论他的优势和局限,也无论成败得失,客观地、历史地加以总结和研究,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对振兴河南的戏剧事业是有益的。从这个角度看,这部自传性作品的发表,其价值并不亚于他编导一出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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