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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们要是相信我，就把我解开，让我在前边探路。我走哪儿你们就走哪儿。我要是踏上雷只崩死我一个，你们就换条路走；要怕我跑了就用四支枪瞄准我，见我想跑就打死我。”公安派了四支枪一起上膛瞄着我。当时我一个犯人变成了指挥员，全体人员都听我的指挥。我会埋雷也会起雷，就像演戏一样，我走几步弯腰探视一下像不像埋雷了，不像再往前走，遇到看不准的我就绕过去。后面的人离我有十来米远，都心惊胆战地踩着我的脚印走，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总算闯过了地雷区。
到了孟家地，离我村五里多就往木作村拐了。后来民兵说，那次在我们走过的大三尖河滩的确埋了几个地雷，真是危险哪！我们越走离家越远，我多想见见我娘，看看两个弟弟啊！走出木作村就半夜了，再爬过黄岩豁岭，就是门道川边界。到了黄岩豁岭上，公安命令犯人休息一会儿，实际他们也很累，大家横七竖八倒下就睡。这时山下村庄里的鸡子叫了起来，天快明了。
当时俺那个村有183人被当成是特务，还编了一个顺口溜：“观头川，观头川，汉奸特务数不完，下至杨邑镇，上至十八盘，一下枪毙一河滩。”不久，毛主席说话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才把我们放了回去。
我当上了八路军战士
1941年起，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3年，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十三团也在我们村开荒。这个团有几个战士是我们村的人，原来都是唱戏的。他们对刘昌毅团长说：“还有一个唱戏的，叫杨连存，反特时把他教育了一家伙，说他是汉奸特务。后来叫他参军他不干，他要求平反。”刘昌毅爱好戏曲，一听说我会唱戏，马上找到我说：“你叫杨连存？”我说：“是啊！”他说：“你是我的兵了。”我说：“现在还没有给我平反。”他说：“平什么反啊！这种情况又不是你一个人，你要是特务还会叫你参军吗？”我思想不通，吭吭哧哧不想答应。团长说：“马上跟我走！”就这样，我算是正式参军了。
离村时，我没叫敲锣打鼓、骑马戴花地欢送。到部队后，我被分到重机枪排了。按我的个头不应该扛重机枪，那家伙重得很呀，需要身强力壮的人扛。为啥把我分到重机枪排？就因为我会唱戏，怕分到连队伤亡太大。我在重机枪排那阵子，觉得再没有那么好了，真是痛快极了。当时战争既频繁又残酷，每一仗下来都会牺牲一些同志。大家清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活一天革命一天，死了拉倒；我打死一个敌人算够本，打死两个敌人赚一个；牺牲了，我算是革命到底，活得痛快，死得干脆。”
在重机枪排，从首长到战士都对我非常好。我识字不多，文化教员看我怪机灵，就给我找了本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叫我学。行军时把两个生字贴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我边走边学；宿营时就考问我，让我读写。部队生活既紧张又愉快。凡我亲身参加过的战斗，我都编有快板，仗是怎么打的我就怎么编：谁打嘞，谁攻嘞，谁拼嘞，谁冲嘞；一连怎么样，二连怎么样，三连怎么样，如实道来。我会唱武安落子，爱说个笑话，随手捡起两块瓦片，一敲打就说唱起来。平时我爱出个洋相，模仿个首长讲话、走路，学得惟妙惟肖。大家都叫我“活宝”，从首长到炊事员没有不认识我的。每逢开庆功会或娱乐晚会，我的快板是必不可少的热门节目。由于我编的快板都是取材于部队现实的战斗生活，大家熟悉的真人真事，听起来真实可信、生动活泼，对干部战士在感情上更接近，因而感染力更强、更深刻，特别受欢迎。每次演出都要返场数次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旅长送我一兜鸡蛋
1944年12月，上级命令以我们第十三团为基干组成豫西抗日第六支队（司令员刘昌毅，政委张力雄），辖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团。我所在的重机枪排属三十七团。1945年4月，部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襄城、郏县、宝丰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5月，中共河南（豫西）六地委（书记张力雄）、河南（豫西）六专署（专员孔祥祯）、河南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刘昌毅，政委张力雄）相继建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