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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就产生了改戏词的想法，用新的内容来吸引观众，叫观众不讨厌我，不骂我。我小时候会背《古人名百家姓》，书中的古人一个姓一个名，一个人名一件事情。我就下工夫把它改成唱词，如：“赵匡胤千里送京娘，钱玉莲抱石自投江。孙二娘夫妻开过店，李逵怒打假宋江。周文王拉纤为姜尚，吴三桂勾兵到辽阳。郑成功收复台湾传千古，王莽贼篡位乱朝纲。”就这样，我把全本《古人名百家姓》都编成合辙压韵的新唱词。观众听着好听、耐听、有意思，引起很大兴趣，不但不撵我下台了，而且还常常鼓掌欢迎我再来一段。师傅也高兴地夸我聪明、有出息。
月光下掩护一枚公章
“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华北，时局混乱，人心惶惶，一时间戏也演不成了。我向师傅提出回家看看我娘，师傅同意了我的要求。当时师傅的家境一天不如一天，能减少一口人吃饭，也减轻师傅一点负担。临走时，师傅给我找了两双旧鞋，还给我做了一身白地儿蓝条条布的衣服。
记得回家的第二年，八路军就进了我们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组织群众联合起来，团结一致支援前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纪律严明，吃了老百姓一点青菜也都要付钱；住老百姓家，走时把铺草捆好，还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们常说“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可这些兵咋这么好呢？通过仔细观察，我终于认识到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就坚决要求参加。经上级批准，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八路军工作团团员，并从此改名为杨连存。当时我们虽然戴八路军的袖标，但实际上属于地方组织。后来我们那里先后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组织，我是第一区青救会主任。领导我们的是区委书记张耀东（建国后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
就在我任河南、山西联合村公所秘书兼我们村村长时，曾被前来“扫荡”的日寇俘虏过一次，现在我身上还留有一个伤疤。当时我正在西山安排疏散那里的老百姓，我母亲和另一部分群众都在东山。原本想着东山高，敌人一时上不去，没料到日寇的大炮一个劲儿地往山上打，结果把东山占领了。这时天已黑了，我不放心那里的乡亲，就去东山看看情况，谁知正好与敌人遭遇。我当时身上带着一枚公章，一见日寇来了，我赶快趴在地上，把公章埋到了土里，此后不久就被敌人抓住了。
我们村被抓去的有十几个人，日寇的翻译说要把我们都送去下煤窑。这股敌军在我们村停留的时间很短，把我们带到大水村关起来审问。敌人问我，村里有没有八路军？八路军去哪儿了？我们都说有八路军，但不知道都去哪儿了。敌人审来问去也审问不出个什么结果，渐渐地对我们看管得也不是那么严了。一天晚上，敌人饿得一见村就进去到处找饭吃，我就趁机跑了。我跑到一个小旅店里，房顶露着天，我攀上房顶爬了出去，一看外面都是梯田，在月光下还是隐不住身。我把衣服全脱光了（皮肤和土地在月光下颜色很接近），拼命往山上跑。这时突然从山上下来一股日本兵，我立即用双手抱住头，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才没被敌人发现，得以脱险。
祸从天降
古人云：“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两句话是古人根据亲身体会总结出来的。1943年，康生在延安发起的“抢救运动”也波及到我们山沟里。那时谁要喊一声某某是特务，此人就会立即被拉出去枪毙。一天通知说都到木作村开大会，我也和群众一块儿去了。当时我是青救会主任，还是青年团员。开会很简单，区长、区委书记都讲了话。有个部队的民运干事“左”得没法说，他说了一句“特务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几个民兵就把农会主席白占江拉出去枪毙了，随即又把白有江、杨拴等人也拉了出去处死。不知谁喊了声：“杨连存也是特务，拉出来！”几个民兵七手八脚就往外拉我。开始我很害怕，但很快脑子就清醒了，我破口大骂，一蹦多高。这时会场已经失控了，乱喊口号，喊谁拉谁。区委书记张耀东急忙喊了一声：“把杨连存拉回列江押起来！”这才暂时保住了我的性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