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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而且也是工业、商业、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民间文化艺术也比较发达。解放前，县城里有个师范学校。我是贫农出身的孩子，可想念书了，就是没有条件，只上过三年初小，高小的门都没进过。也读过私塾，《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摇头晃脑，死记硬背，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父亲叫杨庆生，排行老五，生来胆子大，追打老虎豹子、逮蛇以及给别家的死人穿寿衣、看尸体之类的事他都敢干，方圆几十里都知道列江村有个“杨大胆”。我父亲一生从没有进过饭馆，没有穿过一件囫囵衣服。我早晚想起父亲，心情都非常沉痛。
我姐弟五个。大姐二十来岁就早逝了。小妹难以养活，从小就送给了人家。家里留下我弟兄三个，我是老大名叫杨有根，二弟杨根有，三弟杨有粮（建国后改名为杨有良）。那年过年过不去，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劝他把老三卖掉，换二斗包谷。母亲想让弟弟吃顿饱饭再走，可是家里什么也没有。母亲说：“三儿，把你给人家，去吃好饭穿好衣服……”弟弟抱住母亲不松手。父亲含泪面对墙坐着，用劲憋住想不哭出来，可听见了弟弟的哭声，他实在憋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们全家都哭了。母亲下决心不卖弟弟，她说：“十冬腊月把孩子卖了，大年五更吃顿饱饭就像吃孩子的肉，要死我们死在一块儿！”后来，我眼巴巴地见父亲饿死，当天晚上母亲就带着我们三弟兄去山西要饭了。我父亲死后连一双鞋也没有，还是我叔父把鞋脱下来给他穿上；棺材抬到地里，天下着雨也没有埋。
在《苗郎审爹》剧里有一段唱词，我写的就是我父亲。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使我自幼养成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也很容易满足的习性。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是用报纸裹腿来防寒过冬的。
一张学戏的卖身契
我从13岁起就不愿守在家里，为谋生曾往外跑过好几次，只想着能给父亲减轻一点负担、分担一点忧愁，也为自己能混上一顿饱饭。有一次听我的一个表叔说，离我们村十四五里路有个国民党的学生部队，里面可以念书，可到那儿一看，有枪有炮，我害怕了，待了一天就跑了。后来才听说那是决死队，里面还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也当过和尚，随着寺院的僧人为人家举行葬礼和祭奠亡灵时敲敲木鱼，平时给寺院拾柴火、喂牲口，这也能混上一顿饭。后来人家嫌我小就不要我了。我又找到一个鼓炉锅匠学补锅，跟着师傅在东万安、西万安两个村活动，先是给师傅拉风箱烧火，后来替师傅挑鼓炉锅担子。可是我人瘦个小，挑起担子非常吃力，师傅只好劝我回去。他对我说：“孩子，你还太小，等长大了再来找师傅吧！”
小时候我会唱戏，在家乡我是个业余唱家，也总想找个师傅当徒弟。14岁那年，我又跑到武安西部山区陆渠村一个叫杜更会的小戏班里，恳求师傅收留。杜更会师傅是武安落子剧的名演员，专攻青衣和闺门旦，在戏班里担任主演。他看我人还聪明，又是诚心投靠，就把我收下了。那时入戏班必须立个文契，内容是：“立嘱徒弟人杨有根，甘愿在杜更会名下为徒。三年满，四年圆（为师傅效力一年），悬梁服毒，投河奔井，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与师傅一概无干。头年工钱一元，二年二元，三年三元，吃住师傅供应。空口无凭，立字为证。”我看着那“悬梁服毒，投河奔井，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与师傅一概无干”时，心里非常害怕，心想这不是等于把命卖给人家了？下午，父亲就去找我了，见了面他哭我也哭。父亲说：“孩子，咱死死在一块儿，要活一块儿活。咱回去吧，你娘还在家哭呢！”我知道父母亲是怕我到戏班里染上吸毒和赌博的恶习，就劝慰父亲放心，并保证永远不吸毒、不赌博。当时我师傅也不想让我走，对我父亲说：“老兄弟，常言说‘师徒如父子’，孩子跟着我你就放心吧！”师傅叫人从下厨拿来两个馍，塞进我父亲的口袋里。我送父亲出村，父亲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我。望着父亲的背影，我满眼的热泪不住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