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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刚刚高兴不久，不料国家此后进入了长达十年的"文革"，一切万马齐喑。再后，就是本文一开头说到的《曹操与杨修》的出世。此中的杨修是戏中的第二号人物，但从声腔角度看，杨修的音乐形象比曹操要丰满。杨修的成功，可以视为是中国进入新时期以后，艺术上进入了健康的多元状态，言派声腔也得到了充分展示自己的机遇。
这种情况颇引人深思。为什么同一个言派声腔，在它刚出来的时候颇遭冷遇，而在"冷处理"过一个时期之后，它便又重新发射出耀眼的光芒? 很奇怪，我忽然联想起北京著名的老字号仿膳饭庄。仿膳顾名思义，是仿效清官当中御膳房。在它最初的创始期，文字资料上我们能够看到诸如"千叟宴"这样的记载。它应该是奢华和铺排的，但以现代眼光审视，它又肯定是不符合现代人健康的饮食观点的。当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族得到了宽大处理，依然住在皇宫之内。
1922年，冯玉样把末代皇帝赶出了皇宫，使得原来停留在御膳房的那些大师傅顿时失业。1924年北海作为公园公开向北京市民开放。1925年，几个御膳房的老师傅联合起来，在北海公园的北部五龙亭附近租了一处小房子，开设仿膳茶庄，除了卖茶，也卖些昔日宫中的小点心，诸如豌豆黄、小窝头。为什么这个时候仿膳不能"大"搞?我觉得当时的国民总心态是驱除封建余孽，如果大张旗鼓宣扬皇家饮食，估计会受到国民严峻的批判和抵制的。然而又过了若干年，人民的江山已经稳固，封建势力的复辟早已变成不可能实现的梦屯--这时政府才把仿膳迁移到琼岛北岸华丽的漪澜堂。这里的雕梁画栋充满了帝王气氛，如果在李白成初入北京时一步就来到这里，可能一把火就把它焚烧干净。但是，当北海已经变成劳动人民的游乐场所半个世纪之后，这种阶级的仇恨淡化了，仿膳不但可以安然迁移进来，而且还需要提高自身来适应这里的雕梁画栋。于是，仿膳改名为饭庄，并把已然丢失了的"满汉全席"又找了回来。如今，坐在雕梁画栋当中品尝满汉全席，已经是一件很安然、很惬意的事情了。
言派的遭遇的确和仿膳颇为相似。在40年代前后，言派的那种纤细精巧的声腔，也和当时国家的大形势不符，和观众的听戏心理有抵触。因此才让观众感到"不受听"，从而使得言派"不走运"。当历史又走过了一些路程，让人们对于旧言派的成见淡化了许多之后，当改造过的言派出现在新戏中的时候，言派声腔便成为一种新的载体。通过这些似曾相识的声腔，人们感受到的则是新感情。有了这种铺垫之后，即使再听《让徐州》、《白帝城》中那些垂死的哀叹，新时代的人们也全然可以坐得住，并且可以把陶谦和刘备放进历史的画廊当中去欣赏了。经过了这一比较，我觉得言派大体属于"多样化"的范畴，作为"主旋律"的调剂，它是必须存在的，而且具有特殊的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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