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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说：“葆玖热爱毛主席，他一直盼望有他老人家的亲笔签名，永远珍存，真是给您添麻烦了！”就在梅先生演出《贵妃醉酒》的那个晚会上，中间休息时，我小心地走向毛主席身边，把葆玖的小本子递上去说：“梅先生的公子梅葆玖，想请主席签个名，这也是梅先生的请求，他化了装，不便亲自来……”毛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可以嘛！”我知道主席身上是不带笔的，就把我的自来水笔递过去，主席很流利地签了“毛泽东”三个字。这个珍贵的小本子，葆玖现在还保存着，经过十年动乱，长达四十多年，居然没有遗失，可见葆玖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很深厚的。
另外一次最受欢迎的京剧晚会是由李少春、袁世海演出的《野猪林》，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都来了，会场充满了热情的气氛，演到精彩之处，掌声雷动，听到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论这个戏，都说李少春、袁世海演得好，袁世海先生饰演的鲁智深，把花和尚演活了，演出了人物的个性，是很难得的。为了怀念这次演出，我最近特意画了一幅《野猪林》中鲁智深的英姿，准备送给袁世海大师作为纪念。
在怀仁堂主持晚会，得到文艺界的大力支持，看来是非常简单易行的事，但是如果掉以轻心也出过惹周总理生气的事件：那是在1950年我主持的一次京剧晚会中，有一个节目是《战宛城》，演得相当精彩，可是台下的掌声并不热烈，晚会刚一结束，周总理的卫士长程元恭同志就来通知我，让我一办完善后工作，就去西花厅，总理叫我去谈话，同时还通知了齐燕铭秘书长和汪东兴(当时信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我们三人到了西花厅，已是午夜一时了，总理还在会客，秘书何谦就让我们在西厢房等侯，并摆上茶点招待我们，我们都不知道总理召唤我们是为了什么事，我更是惴惴不安，哪里还吃得下去，齐燕铭同志忙向何谦探询，何谦悄声说：“你们可捅了漏子了，今天晚会主要是招待国民党一大批起义将领，他们看了《战宛城》这出戏，就有可能怀疑我们拿张绣影射他们，造成极坏的影响，总理注意观察他们的表情，有的人很不自然，总理生气了，说要狠狠批评你们，你们也别紧张，检讨一下就过去了，千万别和总理顶嘴……”我们才恍然大悟。
齐燕铭同志不愧是个好领导，他向何谦说：“每次晚会的节目，钟灵都是向我请示，由我批准的，责任应该由我来负，与东兴同志和钟灵无关，我向总理检讨就是了。”东兴同志是不管晚会节目的，他说：“总理既然叫我来，也许在其他方面有办得不妥的地方……”我则表示：“燕铭同志要承担责任，我是很不安的，我事先虽然不知道总理请了什么客人，但剧目是我选定的，当然要由我负责，虽然向您请示过，您每次总是批准的，这是因为您对我过于信任，怎么能把责任推到您身上呢?”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总理的客人走了，何谦先去向总理报告，我们三人还在等候，大约也报告了我们三个人的态度，回来告诉我们：“总理也累了，说是不见你们了，只要你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好好接受教训就行了！”于是我们并没有受到总理的当面批评，我却因为自己的失职，而愧疚地流下了热泪。
弹指一挥，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怀仁堂举办京剧晚会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当时每次晚会都印有说明书，只有十六开大(八开纸对折一下)排铅字印成红色而已，内容是剧情简介(大部分是我写的)、剧目名称和主要演员的姓名，这种节目单是在中南海印内部文件的机要印刷厂印刷的，当天上午交稿，下午就印好了，印刷厂是当作政治任务，迅速而准确地完成的。我本来保存有怀仁堂晚会全部节目单，十年动乱中，被抄家抄走了，否则倒是一套珍贵的历史资料，希望参加过这些晚会的有心人，还保存有这些节目单。总之五十年代初期，怀仁堂举办的京剧晚会，在中国京剧史上也是辉煌的一页，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