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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于女的教育抓得很紧、很严肃。记得我童年时刚开始认字,一个“南”字总是记不清,为此父亲对我大发脾气,这次教训使我至今难忘。自此他订出学习规划,同时为我们请来英国女教师教授外语。我那时虽然年纪小,但知道一定要立大志,抓紧学习。
记得小时候跟父亲到上海演出,因我爱哭,在轮船上父亲实在觉得太讨厌,说是要把我扔到海里去,当然这是一句气话,可我当时很害怕,从此把爱哭的毛病改掉了。父亲的第一个徒弟杨宝忠(我们叫他大哥)常到家来,并哄我们玩,有时用自行车带我出去兜风。记得他的车很漂亮,电镀得十分好看。
父亲每天起来浇花习字,喂养鸽子及蟋蟀,对鸟食罐也特别感兴趣。他有时特意请一位姓潘的琴票来,要是琴师朱家奎不在就请他拉几段。此人最惹人发笑,他站着就能睡着。一次去西山武台寺,他骑小毛驴,一路上从驴身上滑下多次,惹得大家仰天大笑。
父亲精神好时大都在深夜调嗓子。当时就有很多人在隔壁的小胡同听他调嗓。晚上有时也写字,临米芾字帖。
父亲一生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记得一次大雨天,街上小贩无法做生意,父亲便把两个小贩的老豆腐和灌肠全买下了,使他们感谢万分。听一位朋友讲,一次他坐人力车从东城经过南城椿树头条我家,人力车夫边拉边说:“余老板就住在椿树头条,他对我们这些苦力可好啦!”父亲对佣人及身边的人也很宽厚。生前他曾留言将自己在昌平县的一顷多地送给老管家朱顺,自备汽车则送给司机小阎。又如琴师李佩卿的婚丧两件大事,全由父亲一手包下来办的。他对身边的老人更是关怀备至。
父亲一生为人耿直,到上海演出时从不拜客。他说,我凭的是艺术,你们要看就买票,不看拉倒。他也不怕当时的恶势力,如杜月笙家祠落成办堂会,全国所有名演员全都去了,只有他不参加。这是由于他不拜客,以前来上海演出时已受够恶势力的苦头,所以不想与他们有任何联系,宁可连营业戏也不演,只演义务戏和赈灾戏。
父亲尊敬师长,对老师姚增禄的生前生活费用和逝世后的安葬费用,全部承担了下来。老师逝世后,师母的生活费仍由父亲包下,直至她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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