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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发生时，周信芳正带着戏班在天津演出。他立即中断了演出，想方设法，张罗了盘费南下。周信芳回到上海时，正赶上淞沪战争。他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他经济并不宽裕，为了救济受难同胞，他与夫人设法筹了一笔钱，购买了一批粗布、棉花，他夫人发动闺中友好缝制了一批棉衣，送去救灾。当时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已经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由中共地下文委成员之一的田汉和欧阳予倩任负责人。10月6日，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举行座谈会，周信芳在会上提出，京剧界的爱国艺人要同整个文化界的同志联合在一起，积极投身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会上周信芳与欧阳予倩倡议，成立戏剧界救亡协会，并专门设立歌剧部，与会者一致同意了这一倡议。
八一三战争爆发，上海驻军524团浴血抵抗，后来中国军队奉命撤退，谢晋元副团长率该团第一营留守闸北四行仓库。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八百壮士”被困在胶州路，上海各界爱国同胞闻讯后，纷纷募捐，前往慰问。周信芳派了李文浚、曹慕髡为代表前去联系，并决定去胶州公园慰问演出，周信芳把自己的私人汽车拿出来运输幕布、地毯等演出用具。
1937年11月间，日寇占领了上海，上海陷落在敌伪控制之下，只剩下英、法租界，遂成为“孤岛”。这时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组织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走向前线和农村宣传抗日。周信芳与欧阳予倩则留在孤岛上海坚持抗日救亡运动。田汉等在撤离上海前，又与周信芳、欧阳予倩等人在卡尔登戏院集会，田汉说：“无论是离开，还是留在上海，都要战斗，决不做亡国奴！”
周信芳恢复了原来组织的移风社，并在人员上进行了调整和充实。仍由周信芳任社长，金庆奎任后台文武总管，李长山为文管事，李人俊为武管事，张世恩为“场面”（即乐队）负责人。周信芳与欧阳予倩商量，两家合租卡尔登戏院，一家一天地轮换着演出。后来中华剧团移往三星大戏院，由周信芳的移风社在卡尔登独立支撑。
周信芳的移风社于1937年10月28日开始在卡尔登演出，至1941年历时四年。其间，演出最多的是《明末遗恨》和《徽钦二帝》这两出戏。
《明末遗恨》周信芳从九·一八以后就多次演出过，可是现在祖国大片土地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再演此剧，其效果就更加强烈。第六场闯王兵犯山西，危及京城，崇祯皇帝撞钟擂鼓，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国丈田宏遇提出：“万岁何不向百姓输捐粮饷。哪个不肯，就国法从事。”这时，崇祯有一段长篇的念白，“听国丈之言，叫孤去输捐百姓。蛖！百姓们虽有救国之心，但是他们能有多大力量。国家捐了他们不止一次了。捐得他们精力全疲，而且自顾不暇，现在哪里还有钱来捐助呢？虽然爱国心未尝少息，但是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这做元首的，再去压迫他们，敲他们的骨髓，实在的于心不忍。可是那一些面团团、腹便便的有钱的百姓，他们又没有爱国思想。一个个花天酒地，我我卿卿，逢到缠头之费，一掷千金，国家兴亡，置若罔闻，慈善事务，不舍分文，富翁如此，能不痛心也！”这里写的是明末的历史状况，其实分明影射当时抗战初期社会的现状。
周信芳饰演崇祯皇帝，念、表苍凉有力，抑扬顿挫，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段对白把当时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揭露得淋漓尽至，观众无不拍手称快：“骂得好！”当念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台下也总是响起阵阵掌声。在“杀宫”一场，崇祯皇帝以悲凉深沉的语调对其子女说：“世上什么最苦？亡国最苦！世上什么最惨？亡国最惨！”“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一字一句催人泪下，全场观众无不为之扼腕动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