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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马连良先生接任北京戏校校长，亲自挑选我跟怹学戏，并先后传授给我《审头刺汤》、《白蟒台》等剧目。虽然怹很喜欢我，但因我是在校学生，故此未能拜师，成为终身憾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听说马连良先生的堂弟马最良先生，由新疆乌鲁木齐建设兵团居家迁往河南开封。当时我在河南的省会郑州，得此消息，真如同盼来天大的一机会，赶快到开封去拜见怹。
那时候，最良先生是落难到河南，所幸开封京剧团被收留，还就近在文庙街18号给先生安排了住处。我到了开封直接就奔了先生家，见了最良先生的面儿，我就自报家门：“马先生，您好！我是马连良先生的学生，特地来看您的！”最良先生对我很热情，让我见过了师娘，便开始跟我聊了起来。
那年月，全国都在大演“样板戏”。我去开封那几天还看过最良先生的侄子马荣振主演的《平原作战》，最良先生在剧中扮演一个群众角色——老贫农。河南用“天下大乱”来形容也不为过！在先生家里，他关起门窗，低声细语，就仿佛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一样跟我谈戏。他虽然年岁不小了（比马连良先生整小十岁），但只要一谈起戏，精神格外好，神采奕奕，滔滔不绝。怹对京剧的前途还是充满希望，认为“样板戏”不会总是这样一统天下，传统戏早晚得开禁，“马派”戏还是会恢复上演的。
就这样，我开始和最良先生接触。
1975年，我把先生接到我在郑州的家里，关好门、拉起窗帘，把准备好的酒和菜摆上了桌。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文革”期间，我的“拜师宴”上摆的是8分钱一两的红薯干酒，度数高，酒精味儿冲极了；菜更寒酸，只有少量的花生米和一个没腌透的咸鸡蛋，我爱人凑合着给摊了个咸鸡蛋饼。我给师傅叩了头，成为他名正言顺的徒弟。在当时，拜师还属于“四旧”，故只能秘密举行。
拜师过后开始学戏，师傅住在我家，先给我说的是《四进士》。我们大白天就拉上窗帘，躲在里屋，师傅小声地一字一句地教，我一字一句地学，并做了笔记。师傅把马连良先生这个戏早期、晚期表演的异同说得非常明白，可以说是倾囊相授。
当初，我和马连良先生学戏的时候，由于年龄小，体会不深，只学得了一个轮廓，皮毛都不及。在我追随师傅这十年中，除去他传授给我的《四进士》、《打渔杀家》、《法门寺》等等这戏以外，更重要的是，他教给我很多“马派”艺术的真谛。比如：“马派”的台步到底怎么走？如何使服装摆动起来？窍门何在？身段到底应该如何协调？自己虽然学习“马派”艺术始于马连良先生，但真正认知“马派”艺术却源于马最良先生。我14岁开始跟随马连良先生的那两年时间，尽管那是一个起点极高的启蒙，如果没有马最良先生后来指导这些年的话，我可能会半途而废。坦白地说，我学习、继承“马派”艺术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却又是极幸运的。因为，有两位马先生分别在我少年、青年时期疼爱我、传授艺术给我，使我受用终生！
我师傅与马连良先生是亲叔伯兄弟，他曾在纪念马连良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中曾写道：“我原名马叔良，后在北京和李万春同班时连良兄的上海友人、著名书法家步林屋赠他‘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横幅，因此连良兄给我改名最良。”
当初马连良先生把我师傅看成是自己的接班人，把艺术毫无保留的全教给了他。特别是马连良先生一些早期的剧目，比如：《安居平五路》、《要离刺庆忌》、《焚绵山》等，师傅不但都学会了，而且都演了。马连良先生很有意让他留在身边，尽量多学几年，同时来来二路。可是师傅也想自己出去发展，挑班唱戏，当时在中原一带是非常红火的。直到现在，一些河南的老观众还能清楚的记得马最良先生和马鸿良先生（马连良先生的另一位堂弟）。一提起马派，不仅仅提到马连良先生，而且也十分推崇另外两位马先生。我曾经听一位开封的老观众说，他当初看马连良先生演《十道本》等戏，可能由于年岁的关系，一些念白被删除了；最良先生没有删，功力很强，把早期完整的台词念给观众，很卖力气，听着过瘾。当然，这里也存在观众的误解，马连良先生在中期、晚期，都和早期演出有变化，不少剧本都进行了升华和精炼。但从这些老观众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观众对马最良先生的推崇。当初，我师傅自己挑班，跑码头、闯市场，没有一定本事是不行的！我们不难看出，当初马连良先生创立“马派”的过程是十分艰辛的，马最良先生在传播“马派”的过程中也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兄弟二人为了京剧“马派”艺术，一生呕心沥血、忍辱负重，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