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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周信芳就在军管会、市政府供职，担任过戏改处长、文艺处长。他把“表现进步”作为立身和处世的一个原则。然而，在艺术管理上，他与剧团计划生产的机制又是那样格格不入。他有牢骚，但尽可能守口如瓶，身为华东戏曲研究院(后改为上海京剧院)院长，想把事业搞得风风火火，却又不建言、不献策。
周信芳于每天下午二时后上班，吴石坚常在这时陪他喝茶说话。周信芳曾经非常随便地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很是漫不经心，却是不止一次：
“这里是个养老院！”
另一次，他几乎带着一点情绪，这是极罕见的：
“这个京剧团体倘若是冲着我周信芳办的，实在是大可不必！”
周信芳说完，化作淡淡的一笑，保持着一种闲聊的气氛。闲聊，也许可以不担责任。
吴石坚对周信芳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矛盾与苦闷，其实是十分理解的。
周信芳在上海几十年盛名不衰。他本来是有班底子的，他的班底子又都是剧场老板的雇职员，他与剧场老板签订演出合同，在合同期间，他便是后台经理，他也可以临时聘几个角儿加盟，合同期满，或续订，或解约再与别的剧场老板签合同，故周信芳的“剧团”是不固定的，他据约提取酬金，剧团本身的聚散、盈亏他不担责任。解放后，周信芳本人“归公”了，虽然他仍可以搭班唱戏，但他的那种特定样式的剧团已不复存在。他自己的演出活动，都是由组织决定的。华东京剧团有周信芳的演出小组，但这个小组的成员也不是由周信芳自己点名组成的。早先，周信芳与上海人民京剧团有过一度合作。周信芳归华东后，出任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但在下属的华东京剧团却没有兼职。其后，伊兵、周玑璋决定吸收名丑刘斌昆、名净汪志奎、名旦金素雯、名老生朱春霖以及鼓师张蠢海，形成了以周信芳为核心的一个业务班子(小组)，这个班子是华东文化部文化战略中的重大举措，夏衍等同志一起参与了酝酿构思。在这过程中，周信芳未免过于慎言慎行，他从来没有以私人关系介绍过一个艺术家进自己的剧团。北方的梅兰芳不同，当介绍的他必介绍。如俞振飞从香港回大陆参加上海京剧院、后任上海戏曲学校校长，都是梅兰芳先生推荐的，何况自己剧团需用的人才呢！吴石坚一九五三年三月到华东京剧团时，无名有实的"周信芳小组"已基本齐全了，他们还包括刘韵芳、郝德泉(琴师)等，后来，吴石坚又为他调来一个专职场记刘少春（后改剧务），这个小组集团历经多次整编始终未动，然而周信芳本人是否称心？他从来未置可否，只是惟组织是从而已。
在日常接触中，吴石坚渐渐体味到周信芳对这个业务班子未必是很心满意足的，在艺术活动的过程中，他往往有所流露。例如，他不满意朱春霖当他的配角，不是艺术水平够不上，而是“色调”问题。朱老也是麒派，在台上便是一种“顺色”。他更喜欢沈金波，但沈金波是应头路老生而来华东的，派他演配角，便不痛快，就要闹离团。又如王金璐也因不愿当“开锣”武生闹过离团。周信芳对净角其实也有选择，他爱用袁世海、裘盛戎。
周信芳的工资为每月二干元，是特高薪水，但与不拿工资的梅剧团老板梅兰芳每年几十万收入比起来，便有极端的失落感。吴石坚可以证明，当时只要周信芳提出来，组织上是会同意他成立个“麒麟童京剧团”的。有一次周扬还亲自征求过他的意见。在关键的时刻，周信芳依旧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相反，又一次说了违心话：
“叫麒麟童京剧团也罢，上海京剧院也罢，两个名字是一个意思，我何必担这个名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