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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这副来自晋西的旧戏台楹联，可以说集中反映了山西人民对戏剧的强烈爱好。这种爱好，源远流长，已经形成一种代代相因的传统风尚了。早在北宋年间，当北宋王朝的国都汴京的演出场所还被称作“勾栏”、“瓦舍”、“乐棚”的时俟，山西早已有了固定的砖木建筑、被称作“舞亭”、“舞楼”、“乐楼”的正式戏台了。宋、金、元、明、清以来，山西戏台屡有所建，虽然年深月久，几经沧桑，现在的古戏台仍在百座以上。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山西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民间唱戏之风日盛。《朔州志》记载清朝雍正年间，朔州有个知府叫汪嗣圣的，颁布了一个《禁夜戏令》，企图改变这种风尚。这个禁令说：“朔、武风俗，夜以继日，惟戏是耽……而愚夫愚妇方且杂沓于稠人广众之中，倾耳注目，喜谈乐道，僧俗不分，男女混淆。风俗不正，端由于此。”结果怎么样呢？官方的禁令虽然堂而皇之，民间的“愚夫愚妇”“倾耳注目，喜谈乐道”乃至“夜以继日”的盛况依然如故。到了乾隆年间，定襄县有个叫樊先瀛的举人给皇帝上了一个《保泰条目疏》(见《定襄补志》)，急于借助皇帝的力量来“裁演剧，。止夜唱，戒淫戏”。他列举的“淫戏”种类，不仅有戏曲，还包括舞拳棍、弄刀枪等卖艺活动，女筋斗、上刀山、跑刀、缘绳、弄猴、耍熊等“异方杂戏”，以及打花鼓、凤秧歌、霸王鞭、莲花落等，这正好从反面说明：民间百戏，在清代的山西农村是多么兴盛！这位举人还在奏疏中对演戏提出了具体的限制：“大村每岁戏止一台，中树则二年一台，小村则三年一台。每台戏止三日。”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的农村村村有戏台，一年唱数台，一台连唱许多天的景象是确有其事的。定襄县如此，山西广大农村也是这样。
旧社会各村镇都有大小不同的村社组织，有些大村社下还有个社。这种村社与行政管理无关，是一种自发的娱乐组织。他们各有自己一套传统节目，象百戏技艺、吹弹歌舞、民间小戏等等，种类繁多。至于唱大戏(即梆子戏)，那更是人心所向，必不可少的了。除职业班社外，不少村社还有自己的“什好班”、“自乐班”等等。存心要看戏，要唱戏，自然能找到各种机会。逢年过节当然要唱戏，迎神赛社也要唱戏，宗祠祭祖要唱戏，天旱祈雨也要唱戏，消灾免病、晚年得子等等还要唱“还愿”戏。死了人办丧事，自然不便唱戏了，但也要带吹鼓手“吹”戏。有条件的人家，还在死者的墓室壁上“画”戏。戏至能唱能吹而能画，既娱人又娱鬼还娱神，真是入神入化、天神人鬼共有之了。
清朝中叶，中国戏曲开始了“花部”(即梆子戏)和“雅部”(即昆曲)之争，山西民间赛戏之风也日趋炙热。大村镇往往同时邀两个戏班演出，叫做唱“对台戏”，还有同时邀请三个戏班的，以至出现了“连二舞台”、“连三舞台”、“品字舞台”之类的戏台布局。赛戏的时候，如果其中一班唱“红”了，村社就给他们送猪送羊，以示犒赏。如果某个青年演员唱“红”了，群众就会当场给他鸣炮奏乐、披红挂彩，这叫做“挂红”。并根据他们的年龄或演出的地点送一个光彩的艺名，比如叫“十三红”(十三岁挂的红)、“尧庙红”(在尧庙唱戏挂的红)等等。演员一旦“挂红”，声誉倍增，而观众对他的要求和期望也就更高更大了，这就鞭策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前进。
山西人民为什么这样喜爱戏曲？为什么驼戏箱的骡子一进村，小商小贩随之而到，男女老幼四方云集呢？这是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的。旧社会，穷乡僻壤，交通闭塞，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戏曲，是他们唯一的文化娱乐，唯一的精神寄托，看戏也成了他们唯一的社交场所。戏台上，唱出了他们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唱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激情，唱出了他们对理想、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山西的四大梆子戏，传统剧目中大多是杨家将、岳家军、公案戏、爱情戏，这是不难理解的。这也说明了山西的地方戏和人民群众保持着休戚相关的血肉联系。 | 
